在斯坦福，很多学生都能够从身边的教授和同学那里获得创业的帮助。Snapchat 就是斯坦福产品设计系某门课的class project，当时班上的三十名学生是Snapchat的前三十名用户。后来创始人Evan Spiegel决定休学把Snapchat当成事业做下去，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博士毕业之后，王孟秋的导师Chris Manning知道他想创业，特地推荐他在硅谷的Xseed Capital工作了一年，参与各种创业项目的讨论。此前，他是个狂热又散漫的学生，开过冰淇淋店，做过大数据处理的小公司，也在阿里和Twitter工作过，但这一年仍然对他大有裨益。

“有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公司，光从工程师回头看你的眼神就能知道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2B的公司只要有关键资源，花个五年十年总能做起来，2C的公司就难多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做的东西消费者是否真的需要。这一年，我确定了一件事：将来创业，我要做2C，绝不做2B。”

和哈佛人不同，斯坦福人更乐于创业，而不是去大公司求职。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

另外一份报告数据显示，2004年前后，麦肯锡在全球的合伙人中，毕业于斯坦福的人数还不比哈佛少，但是到了2010年前后，仅以麦肯锡中国为例，整个公司只剩下一位斯坦福毕业生。按惯例，一位应届MBA要升迁至合伙人大约需要8年时间。算一算，大约从1996年开始，斯坦福人就变得不愿去大公司工作了。这时候，斯坦福人正在迎接一波科技股狂潮，而这波狂潮的标志之一就是雅虎上市。如你所知，这不过是又一家由两个斯坦福学生在车库和实验室里创建的公司而已。

现在，王孟秋在北京的中关村和朋友合办了一家公司。这间办公室好比当年的雅虎，犹如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只有一二十个员工、散乱摆放的实验零部件、吉他、贝斯和无人打理的洗手间。下属们管他叫“老王”，尽管他看起来比3 3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样子，也喜欢用大学生的方式聊天，谈论后摇滚音乐、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黑塞的小说。他像个穿了一半西服的嬉皮士。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名片上，显得有点轻浮。他又非常礼貌地拒绝谈论自己的无人机项目(做无人机的都从来不谈无人机，这难道是个隐秘的新潮流)，显得相当稳重。

大约一年半以前，王孟秋打算回国创业。金沙江基金硅谷办公室的创始人林仁俊给了他一笔钱和一个建议：回去之后，花三个月时间踏实待着，什么也别干。

王孟秋没听。他大概是那种谁的话也不会真听的人。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又找真格和IDG各要了一笔钱，组建了一个7人团队，租了华清嘉园的小房子，就打算开始干了。他大概算了一下，这么一笔钱，在硅谷创业够花9～12个月，在中国则够两年使用。但为了让公司尽快运转起来，他还是忙不迭选择了一个方向：团购优惠券。项目进展很顺利，不到第三个月，他马上就要拿到100万人民币的订单了。

“那天从国贸出来，怎么都不对劲。”他回忆说，“我连手机充电器都没带，直接打车去机场，买了张机票就去黄山脚下住了三天。”

从黄山回来之后，王孟秋挨个找投资人、合伙人和员工谈话：对不起，但我不能做这个，这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订单只要一接，公司就会朝着完蛋的方向飞奔。这就是说，他的小公司会沦为大公司的供应商，从事调配资源而无创造性可言的项目。

“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有两样。第一，钱不重要。我们实验室至少有两个谷歌前一百号员工，都是亿万富翁，一样花8年时间来读博士。第二，做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能自己骗自己。”

结果让王孟秋自己都意外。他的投资人和合伙人对他说：Thank God，还好你不做那个，真的不靠谱，我们还不好意思跟你说。王孟秋松了一口气，回想那“三个月啥也别干”的建议，心想，真是个金点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