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那件事


几年前，斯坦福工程学院机械系硕士蒋涛去巴黎一所大学做课题交流。对方知道他来自斯坦福，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这些斯坦福的，居然也愿意认真做研究啊，呵呵。

如果你走进斯坦福周围的任何一家咖啡馆，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大坨开口enterprise闭口leadership的人。很多人对于斯坦福的理解是这样的：教授们都在做投资，赚很多钱，而学生们都在开公司，想要赚更多钱。

这种理解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2000年就任至今的校长约翰·轩尼诗，他本人就是谷歌和思科的股东。谷歌当年创业的时候，就是在教授大卫·切瑞顿家的门廊里拿到了十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在这里，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手持《精益创业》这本圣经开发各种App，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投资于此。一项数据显示，14年来，斯坦福接受的来自成功公司和创始人的捐赠已将近200亿美元。

在斯坦福的小圈子里，这种说法会立刻招致对方的不满，继而是一大串诚心实意的解释。就拿方爱之来说吧。“我不想做投行，也不想学营销。”她讲得很明白，“我曾经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斯坦福教会我什么，就是让我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帮助我找到一个方向。”

方爱之的故事并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父亲是中国一位声名显赫的投资家，因此，跟很多同样出身的孩子一样，她的难题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要跟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打交道，而找到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就显得加倍艰难。她做过很多努力：考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投资机构工作，辞职学中文，去甘肃边陲做慈善……但她始终不了解，她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她自己。于是，她打算去斯坦福看看。

现在看起来，斯坦福和其他大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愿意接受所谓“怪咖”，也就是有困惑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依然在制造影响，这里的文化氛围与东岸截然不同。女生们在大冬天穿着超短裤，推开教室，门口挂着滑板，周围听得最多的不是英语，是西班牙语。你看见教授在发呆、打字或者织毛衣，但他突然一抬头提个问题，一针见血。如果明天有同学跟你参加同一个面试，他一定会坐下来跟你讨论，而不是暗暗瞅着你较劲。这种厌恶竞争的颓废感正是嬉皮士精神的精髓。

开学第二年，方爱之在一门叫作Touchy Feely的课程上经历了震撼教育。课程原名是Interpersonal Dynamics (人际关系情商课)，12个学生被分成一组，加上2个外来的辅导员，共14人每周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度过7个小时，持续一学期。在每周的那7个小时里，没有话题设置，必须实话实说，房间窗帘紧闭，室内发生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

一段时间之后，辅导员要求12个学生互相打分，进行影响力排名。方爱之被排在倒数第二名，她委屈得大哭。“我发言非常积极，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被看到?因为我是亚洲人吗?因为我是女人吗?”

在后来的课程交流里，同学帮助她寻找痛苦感受的心理根源。她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之所以这么在乎别人的评价，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过于在乎来自父亲的评价。她有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其威严谨慎的程度和优秀程度呈正比。“可能他也很为我骄傲，但很少说出来。”长久以来，父亲成了她的超我的化身，常常和她的本我起冲突。这一发现让她内心的小女孩终得解脱。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课程显得有点神神叨叨，而且并不实用。但它确实是斯坦福商学院的三大王牌课程之一。通过这样的谈话，一个人得以了解自己，学会和他人沟通，并且有可能把这些技巧运用到公司管理中去。相比之下，诺贝尔获奖教授的期权定价模型、各种创业实操课程，反倒显出术和道的差别。

一位斯坦福文科教授解释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一种知识是关于数学、物理、社会……但还有另外一种知识，是人对于自我的知识。这种知识丰富一个人的心智，锻炼他的想象力。如果这两种知识不能连接起来，那么教育是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