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锋有一个更加动人心弦的和解故事。他今年34岁，看起来衣冠楚楚，是个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其实不然。在他15岁那年，原本坚强能干的母亲身体突然出现状况，家里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头顶的一片天塌了，刘延锋意识到自己需要站出来独自面对风雨。

他开始特别努力地想要保护家人。这之后的很多年，他给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家人相信自己，对未来重塑信心。他一直独自承担巨大的压力。他选择承受压力的方式非常夸张，就是永远要考第一名。每次拿到第一名，他都能看见妈妈的微笑。他连续考了8次全校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他每周六晚上七点准时给家里打电话，每两周写一封家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学习总结。他永远列表一二三四，告诉家人，这两周获得了哪些奖项，组织了哪些活动，而接下来半个月的安排又是什么。

前一阵，刘延锋看赵薇的《致青春》，感同身受。“赵又廷那句台词说的不就是我吗——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那些年里，我真的就是这样。”

在斯坦福，刘延锋也经历了Touchy Feely的洗礼。这不啻为一次情感启蒙。从觉得“我的内心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拷贝”、“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人诉说，也从来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到开始一点点放开自己。可以说，课程前后的刘延锋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情绪，人生似乎是一个由他设定好目标函数的最优化求解过程，正像是他所精通的各种复杂金融交易、定价和金融模型。这种极其理性、苛求完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的职业生涯——他确实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投资银行家。你要知道，他在去斯坦福的飞机上就把两年的学费赚回来了(当然，一年之后遇到金融危机又赔回去了)。

“这种近乎自残的完美主义倾向和自我成长方式，带给我本人的压力，由于自己早已习惯，我已浑然不觉，但必然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无形的压力，虽然我自己从不希望这样。”

刘延锋开始更加敏感地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的情绪，真正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分析别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从而更能理解别人本来似乎不可理解的行为，更有耐心地去包容别人的错误，去无条件地爱别人。他一直记得Joel Peterson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捷蓝航空董事长)在他们临毕业时与他们分享的话：“I can love the people I don’t like。”

在斯坦福，让刘延锋记忆最深刻的另一件事不是参加巴菲特公司年会，而是和家庭与爱有关。他刚入学时就碰到美国Capital One银行的创办人回校演讲。创业之初，在他经过多年努力后，公司取得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当他回家告诉妻子之时，妻子却哭了，因为担心他从此会变，会无暇顾及家庭亲情。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立即给了妻子一个承诺：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变了，你就告诉我，我第二天就离开公司，回家陪你和孩子。

那次聚会上，刘延锋迟到了。当别人都在聊学校趣闻逸事的时候，他冷不丁开口，说的就是这段往事。因为没有语境，这话难免叫人不以为然，像是又一个冠冕堂皇的人在说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如果意识到刘延锋这些年的变化，你就会恍然大悟——他好像在说家庭，其实还是说的本我，那与任何创业、金钱、名望和成功无关，是一个人情感的自由流动。